醫藥反腐風暴之下，醫療耗材領域的腐敗引發多方關注。
近日，多地醫院約談醫療耗材供應商。如8月3日，安徽省肥東縣人民醫院組織召開醫療耗材供應商集體廉潔談話，提到希望各家供應商認真學習領會國家文件精神，堅決杜絕商業賄賂行為；同一天，云南景谷縣人民醫院舉行2023年度醫用耗材供應商座談會開展廉政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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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部門也在行動。8月7日，上海13個部門聯合印發《上海2023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的通知提到，2023年10月31日前，各醫療機構重點圍繞三個專項行動內容，開展行風建設工作的自查自糾，其中就包括高值耗材。
從輸液針到骨科釘子，從實驗室試劑到心臟支架，均屬于醫療耗材的范疇，為何這類產品在近期醫藥反腐風波中如此受關注？
耗材領域貪腐案時有發生
澎湃新聞記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到多例涉及醫療耗材的貪腐案，涉事人員為醫院或科室負責人，且涉及金額均在幾十萬元。
中國裁判文書網2023年4月28日發布的刑事一審刑事判決書顯示，2004年擔任某醫院檢驗科主任的胡某，主要負責檢驗科的檢驗、行政管理，審簽藥品器材的請領、報銷等工作，具有按照工作需求向醫院提出檢驗設備、試劑采購申請，提出設備技術參數的職權。2011年至2021年，胡某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錢財共計人民幣77.5萬元。
中國裁判文書網2022年4月7日發布的刑事二審裁定書顯示，曾任某醫院黨委副書記、院長的沈某，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144.68萬元，其中2016年1月至2020年4月，被告人沈某利用職務便利，為醫療耗材銷售商周某某提供幫助，先后多次收受周某某送給的財物折合達到48.18萬元；2015年6月至2019年10月，被告人沈某利用職務便利，為醫療器械銷售商萬某某提供幫助，為感謝沈某的幫助，2018年8月萬某某在昆明市云安會都賓館送給沈某現金52.5萬元。
中國裁判文書網2017年4月14日發布的一審刑事判決書顯示，2008年至2015年11月，某醫院大內科主任兼心血管內科主任及醫院高值耗材管理委員會成員即被告人黃某在參與本醫院心臟介入類高值耗材的采購、使用、監督等工作中，單獨和伙同心血管內科副主任魯某共同收受多家公司回扣共計414.1238萬元，被告人黃某實際分得101萬元，被告人魯祖建實際分得12萬余元至15萬余元，余款由黃某按比例分配給心血管內科其他做手術的醫生。
近期業內流傳的一份名為“廣東省藥品耗材專項審計調查報告”的文件也提到多個耗材違規案例，比如是醫用耗材流通領域增加采購中間環節抬高價格；公立醫院增加采購中間環節向下屬企業讓利。
醫療耗材貪腐是如何發生的？
醫療耗材等醫療器械的銷售模式主要包括直銷和經銷兩種，在國內以經銷為主，即一家公司先將產品銷售給經銷商，再由經銷商銷售給醫療機構等終端客戶。與藥品院內院外都有機會銷售不同，許多醫療耗材，尤其是手術用耗材只能在醫院使用，能進醫院才能打開銷售額。
一家醫療器械公司的前員工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一款醫療器械想要進入醫院，通常是需要科室的主任或醫生提報告，提交給設備科（不同醫院該科室名字或有區別），設備科會定期組織專家以及領導共同開會，討論醫療器械進入醫院的目錄，而設備科組織的會并不固定，可能幾個月，最長可能一年才一次。
上述員工表示，對于創新的先進醫療耗材，醫生為了提升手術水平，往往更有動力主動推薦這樣的產品進院，但對于那些在市場本身就很卷的產品，就需要很多“打點”才能進醫院。這一環節通常由代理商完成，而獲得“打點”的醫生，其操作空間和方式也比較多。
上述胡某在案件中供述，作為檢驗科主任，在檢驗試劑的使用和采購方面有一定的決定權和建議權，醫院采購檢驗設備要先由檢驗科室先提出采購需求和相關的采購參數，經院領導開會審批決定后掛網采購，這些檢驗科的采購需求和相關比照參數都是由胡某某來制定。
胡某供述，每一家公司的產品或者是他們代理的設備參數都是有細微差別的，所以在制定設備采購參數時，比照他們可以提供的設備參數去傾向性制定，讓他們能夠順利供應設備，然后再配套購買他們供應的試劑和耗材。
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全國企業合規委員會專家丁繼華表示，在醫療用品采購中，醫院是處于主導地位的甲方，如果院內出現諸如內控合規治理機制不健全、采購等重點領域的管控不到位，決策不透明，或負責人權限很大，但又缺乏監督制約，都可能出現腐敗。
醫改專家、陜西省山陽縣衛生健康局原副局長徐毓才向澎湃新聞記者指出，首先是確定采購標準，可以“參數自定”，其次在招標環節，可以搞“定制”，再者在使用環節，可以“帶金”或變相帶金（如：為相關人員請保姆、培訓、旅游、發論文、子女升學等），最后，在回款方面，也可以排出優先級，四個環節，都可以產生腐敗。
“過去經常說院長權力大，院長腐敗的多，現在醫院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現在曝光的醫療耗材貪腐案中，也能看到有書記參與進來的。”徐毓才認為，與其他領域的腐敗類似，醫藥領域的腐敗也大多與權力關系密切，醫療器械的腐敗與采購權存在關聯。
徐毓才表示，藥品由臨床醫生開方，很多醫生都會開，因此藥品領域的貪腐往往容易牽扯到很多人，而醫療器械，尤其是心臟支架等高值耗材，涉及科室以及人員少，因此，從曝光的案件中可以看到，這類貪腐案往往人數少，但數額較大。
集采是否可以解決醫療耗材腐敗？
近兩年，高值醫用耗材集采不斷推進。2020年11月，心臟支架集采結果在天津開標，中選產品10個，降幅超90%。2021年9月，國家組織高值醫用耗材聯合采購辦公室官宣人工關節集采結果出爐，人工關節降幅達到80%以上。
隨后臨床檢測制劑也進入集采。2021年8月，安徽省醫藥集中采購服務中心發布《安徽省公立醫療機構臨床檢驗試劑集中帶量采購談判議價公告》，該公告主要涉及腫瘤相關抗原測定、感染性疾病實驗檢測、心肌疾病實驗診斷、激素測定、降鈣素原（PCT）檢測（定量檢測）這五類化學發光試劑產品。
集采之下，醫療耗材相關的腐敗問題是否能避免？上述企業人員也認為，當前通過集采、藥械占比等多種制度設計，肯定會讓醫生沒那么多操作空間，但另一面是，患者在醫院的選擇也變少了，無法像過去一樣在不同品牌、不同價位、不同特點的手術耗材中選擇。
徐毓才認為，集采肯定會壓縮其中的腐敗空間，但目前集采的耗材品類還較少，占臨床使用的比例還不高，所以采購過程中依然無法杜絕腐敗。
“所謂的公立醫院其實只是名字上叫公立，但是事實上政府的投入大概10%都不到，也就是90%以上的收入都要醫院自己去創收。”據中新經緯，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權威醫改專家李玲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醫療腐敗與體制有關，國家基本上是不管醫院的投入運行和分配的。但是我們對醫療服務的價格也是控制得比較嚴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所以醫院通過器械耗材、檢查的缺口里面來創收，國家其實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一輪輪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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