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明鏵
沈括說，在小市橋和新橋之間還有一座橋，叫廣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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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濟橋之名，向無解釋。顧名思義，“廣濟”應是廣濟塵世，廣濟眾生，廣濟人間，可能與佛家的慈悲為懷有關。唐代有一位高僧義忠，在貞元年間剃度出家，不僅學佛養性，還習拳練武，救死扶傷，勸農教織，宣宗李忱賜他為“廣濟大師”。揚州也有廣濟禪院，又稱廣濟寺、廣濟庵，位于江都小紀吳堡，不知道何時始建，只知道重建于明末。我相信二十四橋中的廣濟橋的命名，應當出自佛家廣濟紅塵的理念。
廣濟橋不僅揚州有，潮州也有一座廣濟橋，又名湘子橋。清人曾廷蘭《晚過湘子橋》詩云：“韓江江水水流東，莫訝揚州景不同。”詩人看到潮州的廣濟橋，便立刻想到揚州，莫非他到過揚州的廣濟橋？
沈括又說，下馬橋的東面是作坊橋。作坊橋之名，顧名思義，當是橋邊多手工作坊之意。揚州歷次考古，都發現過古代作坊。如在淮海路發現典型的唐代前店后作的建筑遺跡，由四間相連的房子組成，最東一間東臨淮海路舊道，面闊六七尺，當為店面。屋內有加工制品的平臺，前置一大甕。室內地坪出土一石函，內有水晶制作的半成品飾品及水晶塊三四十件，還有墨色石塊、綠色銅珠、朱色礦石等物。據推測，這應是制作寶石飾品的作坊。在淮海路北端，發現過唐、宋、元各代房址六座，灰坑數十座、爐灶四座、窖藏三處，以及古水井、古道路等，同時出土各代陶器、瓷器、銅器等物。另在揚州大學農學院考古工地發現一個唐代中晚期骨料坑，清理出大量手工作坊留下的骨器坯料及成品。這些唐代骨器的出土，表明當時揚州骨器手工作坊密集，手工業已經發展到很高水平。在距地表下深一丈處，考古人員還從一個不規則的圓形灰坑中，清理出大量骨器坯料，大多為牛骨，少量為魚骨，還有極少數象牙。這些器物均有人工打磨痕跡，切口平整。在出土的骨器中，多為下腳坯料，也有少量成品和半成品，有一把成品象牙篦，兩把骨簪。據考古專家介紹，從出土的骨器坯料及成品和半成品可以看出，唐代揚州手工技藝非常成熟。這些發現讓我們想象揚州唐代市井生活的繁盛情景，也描繪出了二十四橋之一作坊橋得名的歷史背景。
唐代揚州的作坊，在高麗人崔致遠《桂苑筆耕集》里有具體記載。崔致遠是晚唐來揚州的，供職處在蜀岡上的衙門，距離作坊橋不遠，應該熟悉作坊橋一帶的街市情形。《桂苑筆耕集》談到當時揚州的這樣一些作坊：
金銀作坊。崔致遠的《進金銀器物狀》告訴我們，唐代揚州金銀器已是進獻皇室的貢品。由于經濟富庶，官家壟斷的金銀器飾物已從官宦走向市井，尤其是民間女性的用品，造型簡約，制作精細。《中國工藝美術史》認為，唐代的揚州已成為金銀的貿易中心，除了首飾外還出現各種鏨花金銀器，鏨出的點、線、面構成的紋樣與光潔的金銀面交相輝映。《舊唐書·王播傳》記載，淮南節度使王播自揚州入朝，進貢“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這也印證了崔致遠《進金銀器物狀》背后的揚州金銀作坊之盛。
紡織作坊。崔致遠在《進御衣段狀》中記載：“當道先兼鹽鐵使織造，中和四年（884）已前御衣羅折造布并綾錦等，除先進納外，續織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謹具如后物色。”又在《進綾絹錦綺等狀》中記載：“進奉綾絹錦銀綺等一十萬匹段兩，謹具色目如后物色。”唐代揚州的編織物，以前人們熟知的主要是氈帽，崔致遠進一步記載了揚州向皇室進貢御衣的史實。
髹漆作坊。據崔致遠《進漆器狀》記載：“當道造成乾符六年（879）供進漆器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五事。”這背后的史實是，唐代揚州漆器已是進貢和出口的搶手貨。當時揚州經濟繁榮，巧匠云集，漆器制作技藝高度發達，彩繪、剔紅、夾纻脫胎和金銀平脫等漆器制作技藝分工細密，螺鈿鑲嵌工藝也具有很高水平。漆器被列為揚州二十四種貢品之一。
作坊橋，因手工作坊高度集中而得名，歷代揚州人都愛用這種街巷命名方式。揚州城里至今有皮坊街、彩衣街、漆貨巷、打銅巷、麻油巷、石灰巷、餃肉巷、蒸籠巷、羅甸巷、鐵貨巷、雀籠巷，乃至燈草行、豬草坡、炭箕作等由手工作坊特點命名的街巷。這些帶著鮮明古代作坊印記的地名，可以說是唐代作坊橋命名方式的延續。
作者簡介：
一級作家，揚州巿政府表彰的當代文化名人，揚州市名師工作室導師。出版著作七十種。獲得國家圖書獎、華東圖書獎、華東田漢戲劇理論獎、中國曲藝最高獎——牡丹理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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